九点多的时候，门口传来呼喊：“朱长风，接受传讯。”
大家把目光集中到我的身上，只有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存在着的，不管他们之前对于我是否了解，命运的相似性和兔死狐悲的情感使大家默默地为我让开一条路。
我穿上一件黄马甲，那是区别是否出监舍的标志。
传讯室在一间比较阴暗的房子，有点像地下室。
陈设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仅有一张长条桌子，和一张围栏式的特制的椅子。
我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椅子的正面有个栅栏，我就差不多在笼子里了。
长条桌的后方已经坐了两个人，一个是很年轻纤细的警员，其实也有中等个头吧，或许我在监舍里看到的狱友都太彪悍威猛了，警察给我的感觉反而有点羸弱和飘忽。
当我的目光接触到旁边的那位警员的时候，我的头就“嗡”地涨了起来，因为那个警员就是送我来看守所的中年男子，之前的笔录和取证都是他一手操作的。
更为严重的是，在他的办公室里，我还当着很多警察的面骂他：“以个人意志代替法律意志！”当时的我觉得特别慷慨激昂，有点像五四运动的广场上，发表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自由的演说。
难得的是，这位看来很硬性的警察竟然没有发作，其余的五六个警察也都保持沉默。然而就在这一个晚上之后，材料袋里凭空多了一份法医鉴定。
就沈老师的话来说，已经铁证如山，插翅难飞了。
那位纤细的警员在我的诧异中开始问话。
姓名、年龄、学历、家庭住址等等……
“你殴打了苏某某，你认为是事实吗？”讯问开始切入正题。
“我没有殴打，是对方先动手。”我鼓足勇气。
“对方打你，你就可以打了吗？”追问。
“对方打我，我也没有打。我只是出于下意识的自我保护，再说不是有正当防卫吗？”我觉得不能改弦。
“防卫过当也有罪，你知道吗？”纤细的警员保持着高昂的气势。
“应该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吧？我根本就是下意识的自我保护下的抵挡行为，根本没有主动攻击对方！”我连续用了两个“根本”。
“那你看这个吧！”纤细的警员终于抛出了最有力的证据。
他亲自把法医鉴定拿给我看。
我循着他的手指看到了法医鉴定的打印文本，上面的内容是：苏某某因遭殴打，接下来是三四行我看不懂的医学术语，包括化学分子式，最后是导致脊椎骨骼空隙拉长，x级病变，医学鉴定为轻伤字样。
……
他在估计我看完的时候，补充说：“是轻伤。”
我没有做声，只是感觉他在诱导我承认确实已犯下的罪行，意谓轻伤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伤害行为。
又似乎在说：“何必这么固执呢？”
“事情发生以后，苏某某去医院看了医生，医生说没病，法医鉴定怎么有病了呢？”我觉得正常的辩驳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而且当时她要去铁道医院，是她自己的主意，在检查没有病的情况下，她在医生办公室滞留半小时，要求医生给她写成有病。在她的软磨硬泡下，医生还是没有写下任何病情。这有我部的副经理余春香和员工李志煌可以证明，他们当时陪同去了医院的。”我依然保持宏大叙事的慷慨和娓娓道来的条理性。
……
将近一小时的讯问差不多要结束了，纤细的警员把笔录拿给我看，所问依然，所答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参差。
我逐字逐句看完了笔录后，我坚定的说“我不会签字的。”
“难道有什么不妥吗？”
“为什么没有写上苏某某先动手和我是出于正当防卫这些内容呢？为什么没有写上苏某某强制医生写病情的内容呢？为什么在证据里从来没有提及苏某某殴打我的凶器——那个塑料窗杆呢？”
“那你说哪里需要改？”
“不用了，本身就是错误的，怎么改得好？”我根本不屑，中气十足。
纤细的警员是面带失望的，而且失望越来越深。兴许，他在为不能出色地完成任务而悲哀。
旁边的中年警察竟然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他好像只是旁观者。我感觉他是静悄悄的来，又静悄悄地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