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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以为那些村集体不需要向村民负责啊！？
你想了想后……
诶？
不对啊！
两广地区，以及珠江三洲那边的工业土地不照样是那些村集体流转过来的么？
怎么那边的工业用地资源那么丰富，都是动则几平方公里甚至十多二十平方公里连成片的，换成北方，却一个村就只能流转出二三十亩的工业用地来了？
恭喜你，点出问题的核心了！
………………
要回答上面的那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一份文件——那就是于1998年制定完成，1999年1月正式实施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实际上还有一份1989年《土地保护法》，但为什么不放在这里一起说，大家看完本章后自行脑补。）
从名字上就能知道，这是国家为了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开始在各地界定和划分“基本农业用地”，并对这部分耕地进行严格保护所出台的政策文件。
文件一出台后，由于基础农田厘清的非常严格，导致各地农村最终能流转成工业/商业用地的，也就只剩下“农村建设用地”，以及部分荒沙地了（其实山林湖泊也能流转，但是那些地段压根底就不适合用作工业/商业用地，再加上又有其它法律限制着，因此在这里不予探讨。）
想想看，就算是村民全部愿意搬出去，但一个村子里，能够流转出来的建设用地又能有多少？——要知道，由于改革开放后，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速度比较滞后，乡镇企业数量也比不上南方，因此大部分村能被叫做“建设用地”的，也就只剩下宅基地了（所以猜一猜为什么现在农村里的房子不能超过三层？）。
也正是因为如此，自1999年起，北方这边由村集体流转出来的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一直处于极度稀缺的状态——除非是上级特批或者协调（也就是所谓的拿指标），否则要想拿到一块合适的工业用地，真的要看运气，而且租金成本也远比南方要高得多。
正是因为如此，北方的企业才会呈现出“一切跟着指挥棒走”的态势，对于上级的服从性，也远比南方企业要强得多——毕竟作为一个实体企业，如果连合适的建厂用地都拿不到、稳不住，你还谈什么发展，谈什么壮大！？
………………
而南方呢？
很不幸，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对外开放的交流窗口，在《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出来之前，集中了出口制造业的两广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早就把符合条件的土地更改性质了——也就是说，等到条例出来的时候，些土地早就已经是农村建设用地了，到处高楼林立，根本划不成基本农田。
不，这样说并不准确。
准确的说，是粤省的那些邻近城市圈的地区，把那些符合条件的农田更改性质了——各个村集体一边联合起来疯狂地大搞基建，一边努力地吸引各地商人过来投资建厂，最终成功地把自己变成资产管理公司，而那些村民，也一个个地变成了包租公。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粤省的许多城市，其实是这些村集体联合各个企业由下而上地扩建而成的，这在华夏绝对是独一例。
而江浙地区则是属于中间过渡阶段。
在八九十年代，由于江浙地区的制造业当时的确承担了大量的出口创汇工作，因此那多如牛毛的乡镇企业以及村办企业在国内狠狠出了一波风头之余，也顺理成章地把无数的土地变成了工业用地——只不过企业的占地面积毕竟有极限，因此江浙地区总算还是留下了不少的土地被划入基本农田，但即便如此，那边可用于流转的土地依然是个令人眼红的数字。
偏偏法律的制定有一个原则——法不溯及既往！
也就是说，不管之前是什么情况，只要法规出来以后你没有继续违反，过往的事情既往不咎——事实上，就算是想要把那些工业用地恢复成农田，也基本上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情，毕竟要敲掉那么多钢筋水泥快，委实有些劳民伤财了。
故而，凭借着规模优势、较为松散而自由的土地流转政策所产生的庞大土地红利，在未来的二十年里，以粤省、江浙地区等沿海省份为引擎的南方省份，在gdp总量这一块，开始把北方甩在身后，并且发挥了越来越强的虹吸效果，把这种差距越拉越大。
………………
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同学还是有些不太明白。
不就是南方的可流转土地多一点，建厂成本一点么？
北方不是有矿产资源优势么？
怎么会在短短二十年间被南方拉开那么大差距？
还有，听来听去，我也没明白土地流转政策的差异，怎么就成了南北双方经济博弈的核心点了呢？
………………
嗯……
这么说吧，如果你对前面的内容认真思考过，就会发现，北方的整体经济偏向于“指挥棒模式”——由于“土地”这个生产的核心要素更多地被政府紧紧掌控，因此企业往往要紧随当地的政策和规划。
也就是说，在北方，大部分企业其实是服从于各省战略规划需求的“小兵”、甚至是“仆从军”，而且经济困境越严重的省份，对于企业的约束性越强——实际上，这也是“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哪怕牛如在奉天落户的ge（通用电气，跟通用汽车没半毛钱关系），哪怕人家当初落户时还配备牛到不行的德玛吉五轴联动加工中心，一旦不符合省里面的战略需求，该冷落的照样冷落。
而在南方，由于生产要素的获得是相对自由的（那些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村集体本质上已经变成了公司，故而更多的是遵循市场法则），因此只要不违反游戏规则，企业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可以尽情地去逐利——哪怕是无序且未必有利于社会的。
认真说起来，南北之间的经济博弈其实很有些“计划”vs“市场”的意味，理智而客观地来看，在理想环境下，北方的模式未必就差了——尤其在遇到了特殊情况的环境下，北方模式无疑更有成为国家经济压舱石的潜质。
但可惜的是，未来的二十年内，华夏基本上是出于一个平稳发展的和平阶段，因此北方模式的优点发并没有挥出来，反而很是出现了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
但是反观南方，在长达20年的平稳发展环境下，以土地这个绝对稀缺要素为基本载体，把资本资金的放置单位时间杠杆推到了极致，从数据上把北方远远甩在了身后不说，还一度在主流舆论上把对手压的喘不过气来。
（ps：所谓“资金放置单位时间杠杆”，你可以简单地把它理解为资金的周转率，只不过这个周转率未必是以纯资金的形式表现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一旦资金放置单位时间杠杆被推到一定程度，就跟把人体的大部分血液抽出来放进血泵里差不多，虽然人体血液循环的效率提升了，但是意外抗风险能力也大大变弱；
但另一方面，资金放置单位时间杠杆的推升又能加快社会生产、交易的速度，让民众工作压力变大的同时，通过高频消费来增加民众短暂的幸福感，因此这玩意一直是欧美评估各地区经济活跃度与居民幸福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
ok，回归正题。
明白了南北土地流转政策的差异以及对各地经济的影响，就明白司马鹏刚才那话错在哪里了。
那些村民老板压根底就不是为了自己多挣点钱而赶在大年初二出来冒头的——或者说，这是一个理由，然而这并不是大年初二出现大集的最核心原因。
真正原因是……
有人察觉到了商机，在利益的驱动下，用一种打擦边球的方式，绕开土地流转政策，打算把大集常态化，否则这才两年没过来，兰陵这边不可能在大年初二这个时间点，一下子就出现了那么多摊位——也就是说，把河边这一小块地变成事实上的“商业用地”，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把它扩建开开（想想看新建大学城附近的美食一条街是怎么逐步出现且正规化的，就知道是咋回事了）。
这种擦边球的模式很有些类似于后世大街两边那些占道经营的菜贩子和地摊主——虽然说如果较真的话，这事必然是要被驱逐甚至罚款的，但有些事情一旦习惯成自然，再加上只要影响并不恶劣，其实一般不会出什么事，上面往往也会就坡下驴，承认一些既定事实。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觉得杨铸大惊小怪——不就是城里面的那些村民经常玩的那些小把戏么，你至于把人家司马鹏否定的一无是处？
对此，杨铸只想说……
拜托！
不管愿不愿意，司马鹏的发展定位是山城食品未来的高管——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高管，透过现象看本质，去洞察商业行为中的底层利益逻辑和对方的真正需求是最起码的要求！
更别谈山城食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辅助双庆那边的扶贫工作和乡村振兴工作了，并且辅助构筑村镇级的基础商业生态链的！
既然要掺和进乡村振兴工作，并且辅助构筑村镇级的基础商业生态链，那以后主要接触和引导的，必然是那些ppp而成的乡镇企业！——要知道，这个世界永远不乏那些初心尚可，但路子走歪了的人，而作为部分业务的枢纽，山城食品在杨铸的主观意愿下，是要与山城物流、铸投商贸、铸投国贸一起，承担起部分“筛查”、“引导”和“纠正”的责任的。
而如果你连对方潜伏在水面下的真正目的和诉求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你还筛查个p啊——要知道，那些ppp企业可没少有南方各大资本的股份，人家可是把“羊毛出在狗身上，猪来买单”之类的花活玩的溜着呢！
至于说为什么杨铸会给司马鹏普及华夏南北土地流转政策的差异以及各自带来影响，并且对自家小舅子没有察觉到事物的本质而失望。
那是因为……
已经在双庆地区开始推行的双层ppp模式，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以那些村集体可流转土地的使用权作为代价，去吸引那些企业/资本过来投资以及进行资源交换！
从杨铸的角度来看，双城ppp虽然是当下最合适华夏农村现状的模式，但是其本身却也是柄双刃剑。
引导方向正确，监督到位，把度控制的好，那么那些资本必然会成为乡村振兴的有效助力，在千禧年初这个十字路口，把华夏的底层蓄水池彻底砌牢；
如果没把控好……
后世那无数的“特色小镇”、“乡村农家乐”、“百亿县级人造旅游景点”这些本质上是商业地产的项目，甚至声势浩大的“民宿风口”，一桩桩的，所带来的惨痛教训还不够么？
呵呵，一些人可是老早就通过做局的手段，通过各种杠杆和移花接木，在别的地方把大把大把的钞票赚回来了；
所以……你觉得到时候一地哀嚎的究竟是谁？
………………
想到这，杨铸嘴角涌起一丝冷笑。
别的地方他管不着，但在他这，那些人休想旁敲侧击地借着铸投商贸的影响力去推杠杆！
羊毛出在狗身上，猪来买单？
我呸！
不管是铸投商贸的资金也好、社会资源也罢，甚至企业商誉，都需要一分钱都不浪费地投入到与农业真正相关的产业中去！
